谢勇 赵晓倩：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谢勇，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赵晓倩，女，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劳动与社会保障。

  摘 要：童年留守经历是留守者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对其成年后的终身发展往往存在着持久的影响。基于长期的视角，探讨了青少年时期的留守经历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理论机理，并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8)进行了相关的计量检验。研究之后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的高等教育获得存在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有留守经历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概率显著下降5%,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概率显著下降2.7%。其中“全部留守”(父母都不在身边)和“高中留守”的负面效应更突出，该结论在对留守经历的内生性来控制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城乡效应”和“独生子女效应”,即明显降低了农村个体和非独生子女获得高等学历的可能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以及城乡间、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引起了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与此同时，户籍壁垒使得大多数流动人口无法与本地户籍人口平等地获得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1]1]。高昂的迁移和生活成本导致父母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788万人[2]2]。近年来在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留守儿童规模会降低。2018年民政部根据新调整的留守儿童统计口径，发现全国仍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3]3]。父母外出务工在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社会代价，家庭结构和形式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留守儿童的教育、健康等福祉状况[4,5]4-5]。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青少年阶段，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期”,该时期个体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变化非常敏感[6]6],对家庭和父母的依赖也更为强烈，家庭的不完整、父母的缺席对孩子的个人发展和身心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已有研究一致认为父母外出对留守儿童具有潜在的长期不利影响，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支持和监督，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在情感、身体健康、社会适应及教育成就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7,8]7-8]。在教育方面，留守儿童更容易辍学，在校学业表现以及受教育水平都明显低于非留守者[9,10]9-10]。父母的缺席导致留守子女难以获得有效的家庭教育监管和辅导，进而对其学习成绩乃至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等产生不利影响[11,12]11-12]。但与此同时，父母外出务工也会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并提高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从而对留守儿童的学业成就也存在着积极的作用[5,13]5,13]。

  已有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留守经历的短期效应，侧重于分析留守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的学业表现或入学情况[14,15]14-15]。很少从长期效应出发，考察留守经历对留守者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相比较而言，高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机会获得。“考入大学”不仅是个人学习能力的最终展现，也代表着其在未来能轻松的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选择。因此，研究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长期的视角全面认识留守经历的教育效应。

  已有研究主要分析是否拥有留守经历对教育的影响，但留守经历内涵丰富，除了有无留守经历以外，还包括不同的留守类型以及不同教育阶段的留守等。由于儿童的心理、认知能力在不同成长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同留守类型、不同留守阶段对留守者教育成就的影响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细化了留守经历的内涵，在从总体上考察有无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留守类型和留守阶段两方面深入探讨留守经历的影响及其差异。

  首先，已有的研究很少关注城镇留守儿童群体。但近年来城镇留守儿童规模持续不断的增加，2015年已占全部留守儿童的41.1%[2]2]。考虑到二元户籍体制下的城乡家庭在资源禀赋和教育观念方面存在的差异，本文将城镇人口也纳入了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考察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存在“城乡效应”。其次，考虑到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家庭在教育观念以及家庭资源配置方面有几率存在的差异，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效应在两类家庭之间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还关注了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是不是真的存在“独生子女效应”,旨在丰富和拓展有关留守经历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研究。

  父母在子女教育成就实现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一是经济支持；二是陪伴和辅导[14]14]。相应地，父母外出务工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和“分离效应”两条途径影响留守儿童的学业表现和教育成就。

  一直以来，家庭经济情况都被视为影响高等教育选择和实现的主要的因素。在教育市场化程度逐渐增强的情况下，经济拮据的家庭无法投入充足的教育资源在子女身上，而父母外出务工积累的经济资本可以为子女教育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主要体现为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和学习环境。许多证据说明，父母外出务工带来的经济收入会加大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投资，并且随着外出时间增长，留守儿童家庭的教育投资也会逐渐提高[16]16],从而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和教育成就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上述收入效应还存在着财富异质性，即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外出务工更能促进留守子女的及时入学，但随着家庭财富增加，父母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就会减弱甚至消失[17]17]。

  父母外出务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亲子分离形式，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因此遭到某一些程度的系统性破坏[18]18]。因此，留守儿童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最初进入人们视野时，在许多人眼中等同于“问题儿童”。具体到教育方面，已有文献一致认为父母陪伴的缺失对留守子女的教育机会获得、学业表现等存在着显著的消极影响，因为父母长期外出使其对子女的教育参与和教育监督水平显而易见地下降[16,19]16,19],而其他监护人尤其是祖辈监护人相比来说较低的教育水平很难为留守儿童提供实质性的学习督导。因此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学业中断的概率也较高，尽管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提高了留守儿童的入学率，但留守儿童在学业表现以及获得高中教育机会方面仍处于明显劣势地位[20]20]。与此同时，受父母长期外出的影响，处于高中学龄的留守子女辍学的概率也会增加，终止学业后的留守子女很快也会外出打工，身份过早地从“农村留守儿童”转换为“新生代农民工”,因而对其高等教育获得乃至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1]11]。

  由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连续性和累积性特征，高等教育获得的实现需要在原有基础性教育上经过层层选拔，这种差异化的筛选机制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即更高水平教育成就的实现依赖于前期教育阶段的学业表现。由于留守经历所导致的青少年在义务教育阶段或高中教育阶段学业成绩和教育机会等方面的劣势，因而也会促进影响到他们的高等教育获得。总体来说，尽管父母外出务工的“收入效应”有利于增加子女的教育投资，但父母长期外出所导致的“分离效应”对子女的学业表现和教育成就的负面影响会更大[19]19]。考虑到教育的“累积效应”会促进加剧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进而阻碍留守者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本文提出假说H1:

  进一步地，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留守类型和不同阶段的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也不一样。本文将留守类型分为“完全留守”和“部分留守”两类，前者是指父母双方均没有陪伴在子女身边，后者指的是父亲或母亲一方长期外出而另一方留守在子女身边。一般来说，“部分留守”中的父母有一方(通常是母亲)负责提供子女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另一方(通常是父亲)通过外出务工提供经济资源和社会支持。这种模式在实现收入效应的同时，最大限度上降低了分离效应的负面影响。因此“部分留守”的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身心健康及教育成就等方面的差异性较小[21,22]21-22]。而“完全留守”将导致留守儿童缺少应有的关爱和辅导、学业和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与“部分留守”相比，“完全留守”经历将对留守儿童高等教育获得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据此提出假说H2a:

  假说H2a: 与“部分留守”相比，“完全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更大。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在不同成长阶段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存在很明显差异，因此在生命历程的每个阶段对家庭的依赖程度也会不同，所以不同阶段的留守经历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有鉴于此，本文将留守经历划分为“学前留守”“义务教育留守”和“高中留守”三个阶段，并分析不同阶段的留守经历影响留守者高等教育获得的内在机制。

  一般认为留守发生的阶段越早，对留守者的身心健康、未来发展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就越大[23,24,25]23-25]。但就教育成就来说，由于幼儿的生理发展和认知水平相比来说较低[26]26],“学前留守”对儿童的影响大多数表现在营养和身体健康方面，对其学业成绩的影响较小。在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心理和生理逐渐发育成熟，该时期儿童的心理具有复杂多变、不稳定等特征；这一阶段同时也是积累基础知识、打好学习基础的关键时期，此时家庭环境和结构的变化对子女学业表现和教育成就的影响比学前阶段更大。而在高中阶段，虽然这一时期留守者的心理成长、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普遍比初中及以下儿童更成熟，但高中教育是高考前的最后一个学习阶段，所学习知识的难度和学业竞争压力都更大。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高中阶段子女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和变化会更加敏感，也更加需要父母的日常照料、情感支持与学业监督。父母的关心和陪伴有助于子女全身心的投入高考准备中[12]12]。因此，本文认为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留守发生的阶段越晚，负面效应越大，其中高中阶段的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负面效应最明显。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2b:

  假说H2b: 与“学前留守”和“义务教育留守”相比，“高中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更大。

  长期以来，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家庭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资源获得等方面具有很大差距，城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明显不平衡。一般来说，城市比农村拥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城市儿童也更易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更多的教育机会。此外，城乡家庭在教育方法的理念、教育投入和教育方式等方面也存在很明显差异[27]27],城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投入[28]28]。与农村相比，城市中教育资源的市场化程度相比来说较高，父母能够最终靠外出务工获得的较高收入购买各类教育资源(例如优质学区、课外辅导等),进而帮助子女获得教育机会和资源方面的优势。因此，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教育影响的“收入效应”在城市家庭中更明显，从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抵消“分离效应”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认为留守经历对城市留守者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比较微弱，但对农村留守者的高等教育获得具有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假说H3a:

  假说H3a: 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儿童的留守经历对其高等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更大。

  此外，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家庭在教育观念以及家庭资源配置方面也有着非常明显差异。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关注和支持更为集中，独生子女也往往被寄予更高的教育期望[29]29],这将导致他们更有可能取得较好的学习表现和更高的教育成就。并且根据家庭资源稀缺论，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多对家庭经济资源的稀释效应也会更大[30,31]30-31],每个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会相应地下降。因此，随着子女数量增多，父母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收入效应”难以在单个子女身上反映出来，从而“收入效应”低于“分离效应”。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3b:

  假说H3b: 与独生子女相比，非独生子女的留守经历对其高等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更大。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的“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8)。CLDS项目的调查范围覆盖中国大陆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年龄15～64岁的全部劳动力。问卷内容涵盖了教育、工作、迁移及健康、社会参与等多个角度，并采用了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Multistage cluster, stratified, PPS sampling)。

  CLDS 2018全部个体样本为16 537人，其中完整报告自己青少年阶段留守情况的受访者4731人，其中1518人有留守经历，占比约为32.1%,其余3213位受访者没有留守经历。以上样本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由于其中部分样本存在一些关键变量缺失的情况，具体样本量在下文研究中可能会有所变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的高等教育获得。高等教育主要包含的学历层次有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本科及普通专科等五大类。本文主要采取以下两种口径对其进行界定：(1)大专及以上学历。根据我们国家现有的教育体制及相关规定，一般将学历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个人界定为接受了高等教育。因此，本文将受访者有没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界定为高等教育获得的指标之一，并设置为二分虚拟变量(是=1;否=0)。(2)本科及以上学历。与大专相比，本科学历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目前社会公众传统认知上的“考入大学”一般也是指能否达到本科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因此除了“大专及以上学历”,本文还将采用“本科及以上学历”作为高等教育获得的代理变量(是=1,否=0)。同时使用以上两个指标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还可以检验本文相关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留守经历。我们第一步通过有没有留守经历对其进行总体上的界定：基于留守儿童的定义(父母长期外出，无法在身边照顾孩子，孩子主要由其他亲属照料长大),本文根据问卷中接受访问的人在婴幼儿与青少年阶段主要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还是与其他监护人(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亲友等)生活在一起来界定其有无留守经历，将以上阶段主要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受访者界定为无留守经历，赋值为0,将仅与父母中的一方或与其他监护人一同生活界定为有留守经历，并赋值为1。

  此外，考虑到留守经历的内涵丰富，本文还将使用以下两个指标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界定：一是留守类型。本文将留守经历进一步划分为“全部留守”和“部分留守”两种，前者是指父母双方均不在身边，受访者主要与其他监护人一同生活；后者是指父母中的一方外出，另一方与受访者一同生活。以上两个变量均为二分虚拟变量(是=1;否=0)。二是留守阶段。本文根据留守发生的时间将其划分为“学前留守”“义务教育留守”以及“高中留守”三个阶段，同样设置为二分虚拟变量(是=1;否=0)。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从受访者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学校特征等方面选取了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健康情况、是否独生子女、出生时的户籍类型、学习态度、父母的婚姻状况、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职业类型、学校等级(是否重点中学)以及地区虚拟变量。以上变量的界定与描述性统计情况详见表1。

  从表1中能够准确的看出，CLDS 2018数据中有留守经历的样本占比约为32.1%,其中父母双方均不在孩子身边的“全部留守”约占27.3%,而父母中仅有一方外出流动的“部分留守”约占4.8%。由此可见，“全部留守”是留守儿童的主要留守类型。在留守阶段方面，学龄前儿童留守的比重约占1.6%,义务教育阶段留守约占3.1%,而高中教育阶段留守占比约27.4%。这说明父母在子女婴幼儿阶段与之分离的概率较小，但随着子女年龄持续不断的增加，其成为留守儿童的概率也在不断上升。

  注：***、**、*分别表示两组样本均值差异的t检验结果在1%、5%、10%水平上显著。

  为了初步考察有、无留守经历受访者之间的差异，本文对两组样本主要变量的均值差异进行了T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通过比较能够准确的看出：无留守经历的受访者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达到32.2%和19.2%;而在有留守经历的样本中，以上数据分别是23.4%和13.7%,比无留守经历组分别低8.8和5.5个百分点，并且上述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初步表明，有留守经历的接受访问的人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明显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组。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通过以下计量方程依次检验有没有留守经历、留守类型和留守阶段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计量方程1用于检验有没有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假说H1),其中HEi代表受访者i高等教育获得(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LBi表示受访者i在婴幼儿或青少年时期有没有留守经历，Xi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健康情况、学习态度、出生时的户籍类型、是否独生子女，以及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职业类型、父母的婚姻状况、学校等级和地区变量等，具体可以参见表1;μ表示残差项。

  计量方程2和3分别用于检验留守类型、留守阶段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假说H2a和H2b),其中Incomi和Comi分别代表受访者i的“部分留守”经历和“完全留守”经历，两者均为二分虚拟变量。而Period1i、Period2i以及Period3i分别代表“学前留守”“义务教育留守”和“高中留守”的二分虚拟变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1相同。

  最后，为了检验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有没有“城乡效应”和“独生子女效应”(假说H3a和H3b),本文将分别在农村与城镇户籍受访者、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受访者中估计计量方程1。

  前文中用来界定高等教育获得的“大专及以上学历”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数据类型均为二分虚拟变量(0或1),因此，本文将采用Probit模型对计量方程(1)～(3)式进行估计，依次检验有没有留守经历、留守类型以及留守阶段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

  但对于有留守经历者而言，父母外出务工是否将子女留在家并不是随机产生的。父母外出务工的初衷可能就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因而基准模型回归有几率存在严重的自选择问题，从表2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有留守经历者和无留守经历者在家庭特征以及个体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此外，囿于数据的限制，还有几率存在某些既影响父母外出流动又影响子女高等教育获得的因素没办法得到有效控制，例如父母的思想观念，教育观念等，由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难以准确判断留守经历和高等教育获得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上述基准模型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工具变量法(IV-Probit)对有几率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克服，从而有效检验留守经历与高等教育获得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首先使用Probit模型对计量方程1、2、3进行了估计，具体结果详见表3。

  其中模型1和模型4分别报告了有没有留守经历对受访者获得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影响的边际效应。模型1的估计结果说明：与无留守经历者相比，有留守经历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概率将明显降低5%;而模型4的结果意味着有留守经历的受访者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可能性比无留守经历者显著低2.7%。总的来看，上述结果均表明留守经历对受访者高等教育获得具有非常明显的负向影响，这与假说H1是一致的。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标准误；后表同。

  在留守类型的影响方面，从模型2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全部留守”与“部分留守”对个体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很明显差异：与没有留守经历者相比，“全部留守”对受访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存在非常明显的负向影响，其边际效应为5.6%,但“部分留守”对受访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模型5的估计结果也得出了与之相同的结论。这表明“部分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没有显著影响，其中的主要机制在于“部分留守”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父母外出的分离效应；但是“全部留守”经历将明显降低受访者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以上结论与假说H2a基本一致。

  在留守阶段的影响方面，从模型3和模型6中能够准确的看出：与没有留守经历相比较，“学前留守”与“义务教育留守”对个体获得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均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但高中阶段留守者获得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可能性却分别显著下降5.4%和3.2%,因此假说H2b得到验证。

  一是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留守经历者和非留守经历者两组样本间可能存在的自选择来控制。二是运用工具变量法(IV-Probit)对有几率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进行克服，根据以往研究[32],本文选取“除本人父母以外，所在社区(村庄)其他父母的外出比例”作为留守经历的工具变量，一般来说，由于同群效应的影响，所在社区(村庄)其他样本父母外出务工的中等水准会对受访者父母外出务工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受访者的留守情况，但与受访者本人高等教育获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该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的过程中，本文主要是采用最近邻匹配(1:1)、半径匹配、核匹配以及最小近邻匹配(1:4)四种匹配方法估计了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TT),具体结果如表4。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无论使用“大专及以上学历”还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来界定高等教育获得，四种匹配法的结果均显示，具有留守经历的样本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明显低于无留守经历者。这说明在控制了可能存在的自选择问题后，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依然具有非常明显的负向影响。

  表5报告了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IV-Probit模型估计的结果(第二阶段)。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对于两种口径的高等教育获得，留守经历的系数和边际效应均为负值，并且都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

  总体来看，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做处理以后，我们得知留守经历对受访者的高等教育获得任旧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以上结论与Probit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

  为了进一步考察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否会因家庭背景的不同而产生差异，本文接下来在受访者的户籍类型和是否独生子女两方面做了异质性分析，旨在考察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影响的“城乡效应”和“独生子女效应”,具体估计结果见表6和表7。

  表6报告了留守经历对城市和农村受访者获得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影响。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对于城市家庭而言，曾经的留守经历虽然对于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可能性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于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可能性却没有显著影响。与城市样本情况不同的是：留守经历对于农村受访者的高等教育获得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留守经历使得农村留守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概率下降了4.6%,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类似的，有留守经历的农村样本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概率也显著下降了2.5%。总体来说，与城市家庭相比，留守经历对农村家庭样本高等教育获得的负向影响更大。因此，假说H3a得以验证。

  表7汇报了留守经历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及其边际效应。从中能够准确的看出，独生子女的留守经历对其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和“本科及以上学历”均不存在非常明显影响；但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留守经历明显降低了其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其边际效应分别为5%和2.2%。这说明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有着非常明显差异，主要体现为留守经历对后者的高等教育获得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假说H3b得到验证。

  本文基于长期的视角，从有没有留守经历、留守类型与留守阶段等维度出发，分析了留守经历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理论机制，然后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8)进行了相关的计量检验，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IV-Probit模型对留守经历的内生性进行了处理，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曾经的留守经历明显降低了受访者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与无留守经历者相比，有留守经历者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概率显著下降5%,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概率显著下降2.7%。

  其次，不同留守类型和留守阶段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着明显差异。在留守类型方面，父母双方同时不在身边的“全部留守”经历对其获得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均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但父母中仅有一方外出的“部分留守”对高等教育获得没有显著影响。而在留守阶段方面，“学前留守”与“义务教育留守”经历对其高等教育获得均没有显著影响，但“高中留守”对其获得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最后，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城乡效应”和“独生子女效应”,即留守经历对城市样本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可能性不存在非常明显影响，但对农村样本而言，留守经历对于以两种口径界定的高等教育获得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留守经历对独生子女的高等教育获得没有显著影响，但却明显降低了非独生子女获得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可能性。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们在关注留守儿童早期阶段教育问题的同时，也要重视如何帮助更多的留守儿童日后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尤其要重点关注的群体是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全部留守”以及“高中留守”的少年儿童。因此，父母应尽可能的避免同时外出务工，尽量不在子女高中教育阶段选择外出务工，从而大大降低留守经历的负向效应。此外，有关留守儿童关爱与帮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尽量向农村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倾斜。

  最后，本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最重要的包含留守时间的长短对受访者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部分留守”样本中“父亲留守”和“母亲留守”对受访者高等教育获得的差异性影响等。囿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暂时无法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在相关方向上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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